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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既有利于双边构筑新的国际竞争优势，也有助于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数字经济合作：潜力巨大

合作基础扎实。2019年，中国已连续10年保持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早在2016年，东盟就已成为中国第九大跨境电子商务贸易伙伴，并且是仅次于美国、欧盟的中国第三大跨境电子商务出口市场。2016年以来，中国对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出口B2B（企业对企业）增速超过50%，对菲律宾超过100%。

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企业，以及东盟国家的Lazada、Shopee等互联网公司，全面加强跨境电商生态布局，已逐步形成了一条助力实体经济的“网上数字贸易丝绸之路”。

合作各具优势。中国规模优势明显，2019年数字经济规模超过35万亿，占GDP比重超过35%，近年来年均增速保持在15%以上，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

未来几年，随着传统行业的数字化改造和新经济行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比重还将进一步提升。东盟有着较强的“富矿优势”，主要表现在：劳动适龄人口数量超过4.3亿，有着庞大的数字经济潜在贡献者群体；互联网活跃用户数量达到3.3亿，是全球互联网用户增速最快的地区；2025年互联网经济规模预计超过2400亿美元，东南亚数码消费者预计突破3亿人，一个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好成长性的消费市场正在形成。

合作拥有共识。2017年12月，中国、老挝、泰国等7国相关部门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共同发起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开启了双边数字经济合作新局。2019年在曼谷举行的第22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确定2020年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以数字经济合作引领双方全方位创新合作，这进一步为双边经贸合作的提质升级指明了方向。

目前中国与东盟各国已经由共识走向行动，多层次、多领域的数字经济交流与磋商机制正在逐步建立中。例如，中泰两国“数字经济合作部级对话机制”已开始运作；中国与越南、柬埔寨之间已签署“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与马来西亚已启动双边跨境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商签进程。

开展数字经济合作，还得跨过这些障碍

尽管中国—东盟开展数字经济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但就目前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双方要走好这条新的康庄大道，还需要跨越一些障碍。

数字鸿沟持续扩大。近年来中国和东盟以多种举措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但数字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正不断加剧。

根据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排名，中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2；东盟国家中仅新加坡（第9）进入世界前10强，马来西亚（第32）、泰国（第46）进入前50强，菲律宾（第63）、越南（第67）进入前70强。

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客观发展差距会产生显著的“马太效应”，这对中国和各成员国间开展更为广泛、更有深度的数字经济合作构成了阻碍。

政策和法规的差异。良好的政策环境为数字经济合作提供了制度支撑，是推动数字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关键所在。

由于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要远快于相关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仍处于各方博弈阶段，中国与东盟在涉及跨境电子商务和数据流动、隐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领域的规则制定存在较大分歧，这将给跨国数字贸易和投资带来障碍。

例如，东盟各国法律与政策对数字经济消费者保护力度不一，抑制了消费意愿；关税及其他税率、国际快递包裹免税限额、快件通关规则不统一，给电商消费者带来不便。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开展数字经济合作的基础性和先导性条件。

从东盟内部看，当前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总体处于初级阶段且国家间、城乡间和贫富家庭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较为突出。东南亚地区在网络覆盖率、网络速度、仓储设施条件、物流自动化作业等方面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远远不能满足数字经济发展要求。

从与世界的连通性看，以华为2019年公布的全球连接指数（GCI）为评价标准，新加坡（第4）、中国（第26）、马来西亚（第30）情况较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在东盟国家中处于中上水平，分别位居世界第57、第59、第62，但外部连接能力均不到新加坡的1/2。

数字经济人才严重匮乏。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力，必须更好地积累、培育人才资源。

据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2019年的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人工智能人才总数仅5万多人，但人才需求量达百万以上，供需比严重失衡。大多数东盟国家的院校缺乏足够的经费去支持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

根据马来西亚互联网公司iPrice Group 2019年的一项调查结果，东盟也普遍缺乏充足的数字经济人才储备，特别在软件工程、数字市场营销、数据挖掘和产品推广等传统专业教育未能满足的新职业类型。

深化双方数字经济合作的几点建议

加强数字经济政策对接。

一是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数字经济对话机制，为双方实现投资合作、优质资源对接及发展战略等方面提供平台支撑。

二是在中国—东盟“10+1”“10+3”等合作框架下，把发展规划和政策的对接工作做实做细。

三是借力智库、市场化咨询机构等，加强研究和宣传彼此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帮助企业找准开发的市场准入点，共同打造“数字丝绸之路”。对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数字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国家，中国可以侧重数字社会、电子商务、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较高层次合作；对于缅甸、老挝、柬埔寨等相对欠发达的国家，中国应根据他们的需求来选择合作重点。

强化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一是完善区域通信、互联网、卫星导航等重要信息基础设施，提升宽带网络覆盖范围、提高服务能力和质量，加快打造“信息高速公路”。

二是全力建设好中国—东盟信息港，促进数据资源和信息服务在区域内的网络化集聚，逐步提升中国—东盟信息化水平，缩小数字鸿沟，推动区域间互联网经济合作走向纵深，携手共筑“信息丝绸之路”。

三是促进中国与新加坡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经验交流和技术共享，鼓励中新两国企业联手开发符合东盟本土城市文化和特色的互联网应用，协同打造“东盟智慧城市网络”。

搭建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圈。

一是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城市探索建立“数字丝绸之路”经济合作试验区，在区内加强孵化器、专业实验室、技术研发中心、众创空间等载体建设，吸引中国—东盟数字经济领域优秀企业入驻，构建以数字基础型产业、数字应用型产业和数字服务型产业为核心的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打造互利共赢的数字新市场。

二是依托自贸试验区、国家级新区等开放平台先行先试的优势，营造有益于中小型数字经济企业成长的发展生态。例如，以发布“城市机会清单”的形式优化市场准入方式，为东盟国家中小型数字经济企业提供可感知、可视化、可参与的应用场景。

开展数字经济人才联合培养。

一是加强数字经济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探索共同讨论制定和开发适应数字经济新要求和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数字经济通识课程；在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先行共建数字产业实习、实训基地。

二是共同出资设立“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人才专项基金”，支持各国院校靶向培养本国紧缺的数字经济专业性人才。

三是通过政府采购、公私合办等方式，鼓励阿里巴巴、新加坡Alpha Fintech、马来西亚iFlix等国际知名数字经济企业与区域内的院校进行联合办学，加强“互联网+”领域企业家和技能型人才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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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博社

作者：李好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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